11月导读 | 纪念雨果诞辰220周年《悲惨世界》导读（二）：《悲惨世界》的复调狂欢结构、悖论主题

（续：11月导读 | 纪念雨果诞辰220周年《悲惨世界》导读：（一）从三部小说看雨果的浪漫主义艺术和人道主义思想）

二、《悲惨世界》的复调狂欢结构、悖论主题

《悲惨世界》（1862）书名解读参考：《西敏小要理问答》第十九问：世人在堕落境况中的悲惨是什么？答：全人类由于堕落丧失与神的交往，反落在神的忿怒和咒诅之下，因此应受今生一切的愁苦和死亡，以及地狱永久的痛苦。雨果 自我解释书名：“但丁构筑地下地狱,我构筑人间地狱。”

《悲惨世界》的历史背景大约从法国大革命成功后拿破仑执政（1804）起，到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奥尔良王朝止，前后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六个动乱时代：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拿破仑与欧洲反法联盟持续征战；拿破仑败亡和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建立奥尔良王朝；1832年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激进共和派巴黎革命暴动失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成功，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半个世纪，已经广泛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雨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非暴力”思想。小说精彩纷呈地反映了欧洲最动荡不安的腥风血雨时代。

（一）复调狂欢结构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引申为文学创作手法。复调音乐指两段或两段以上旋律同时发展，形成相关但有区别的多声部。文学中的复调结构（作者的声音、主要人物发自内心的声音）指多个声部各自独立，但和谐地统一为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体现了巴赫金“真正复调”的三个特点：平行、区别统一、对位。复调狂欢小说或复调狂欢结构，始于俄国白银时代批评家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特色的专有命名（参见：［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而法国作家雨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很大，雨果的美学对照原则率先具备复调狂欢因素。首先，人物形象之间及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具有独立意识并平等对话；其次，众多平行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叠加在统一事件之中而并不融合，形成多声部话语狂欢效果。上帝的光明宇宙、圣约秩序跟撒旦的黑暗世界、法老秩序之间、冉阿让灵魂体中属灵宇宙（神本）跟属世宇宙（人本）的巨大张力之间构成了复调狂欢的艺术全息境界。

1.作者与上帝和读者之间的“灵性对话复调”；

2.冉阿让与米里哀主教的“模仿式复调”与“变奏”；

同一旋律在不同声部中先后出现，形成前起后应、层次分明的模仿关系，这种复调称为“模仿式复调”。音乐上模仿的是音节，而在小说中模仿的是事件。即文本时间较晚出现的人物所经历的事件是对较早出现的人物的模仿。冉阿让模仿米里哀主教的总源头是对耶稣基督的模仿。主教的精神和物质都比比冉阿让富有，占据绝对的灵魂高位，而冉阿让则必须在悲惨世界苦修苦炼，持续升华灵魂。如果说，主教是定型的信仰和灵性的外化，那么，冉阿让属于渐进的灵性内化。他的情感故事必然出现“变奏”——他与珂赛特关系的四次转型过程：怜爱孤儿寡母、恋爱美女（并舍己利她将性爱转型为父爱）、关爱救赎女儿女婿（并哀怨他们忘恩负义）、博爱所有人（包括爱仇人如爱邻舍）。鳏寡孤独的冉阿让比主教和其他人更需要爱，这样的“变奏”才合情合理。

3.冉阿让与德纳第耶夫妇、沙威警长、马吕尤斯的“对照式复调”：

德纳第耶夫妇崇拜物质、极端利己；沙威警长崇拜法律、冥顽不灵；马吕尤斯崇拜政治、叛逆传统。

4.冉阿让得救前后的“对照式复调”与“潜对话复调”。

冉阿让的人生经历大致模仿《路加福音》以“浪子回家”为代表的三个比喻——其核心都是悔改重生。我乐意把《悲惨世界》跟“浪子回家”同样看作神人呼应唱和的一首震撼灵魂的情歌。冉阿让因信神称义，从前垂头丧气的浪子得以重新扬眉吐气，不但复位得格，成其为人，而且可以为主服事做工。新约中的彼得、保罗都是如此。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神的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其象征寓意：“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来12：28）

（二）悖论主题

现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往往只提问题，不予解答；浪漫主义的问题小说多半自问自答。《悲惨世界》序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法]雨果《悲惨世界》，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1页）这篇简短序言的要义：重视三个现实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挖掘两个社会原因（法律与习俗造成的压迫）、提供一个解决方法（奉行基督教人道主义）。

“两个凡是”的习俗偏见成为《悲惨世界》重点抨击的对象。“凡是未婚女人生孩子就不道德”，女工芳汀被诱骗而养育私生女珂赛特，不但没有得到救助同情，反而被工厂开除。她把头发、牙齿都卖了也养不活女儿，被迫沦落为娼妓。冉阿让带着“苦役犯”的符号标记，走投无路，习俗认为“凡是进过监狱的人就不是好人”——连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马吕尤斯也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孤女珂赛特童年惨遭德纳第耶夫妇残酷虐待，发财致富的冉阿让利用权利拯救并养育了珂赛特，实现了他作为市长对一个临终妓女的庄严承诺：“我会把你的女儿培养得比公主还漂亮”。他认为，关心妇女和儿童，就是关心未来。

悖论主题表现在四个方面：

1.苦难与福乐：

我不赞成“感谢苦难”与“诅咒苦难”这两种反向极端态度。对这两种偏激观点，不能“各打五十大板”，我的板子疾风暴雨地打前者，疏疏落落地打后者，我是来拉偏架的。我对于苦难的态度是“审判苦难”。

上帝创造的万物应有尽有，但唯独不造苦难。天灾人祸的苦难都在上帝的工厂之外。苦难本身不符合上帝本性，全能上帝不可能受苦受难，也没有谁能加害于祂，除非祂降卑为人甘愿受苦受害。苦难来源于神对人类犯罪的惩罚，受苦是罪人当负的责任。上帝爱人，所以祂罚人受苦时甘愿陪同人类一起受苦。上帝违背本性加入到苦难的人群中，甚至为了救赎罪人而舍身受死。人类生存的勇气跟吃苦受难的能力都来自与神同在的信仰。“苦难神学”在19世纪俄罗斯畅行无阻，这不是孤立的文化取向。中国当代与“苦难美学”泛滥同时流行的变态怀旧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哲学散文家周国平写到：“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这与普希金“一切都会过去”的说法并不矛盾，关键在于理解阐发的角度和思维的多向度。首先要分辨导致苦难不同性质的两种原因：天灾苦难与人祸苦难。前者有不可抗力，若能泰然处之，可以增强人类与自然交往互动的能力，塑造我们的心智；后者是魔鬼制造的可以避免或消除的罪恶，如果等闲视之，往往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我不否认两种苦难都有磨练人意志的积极作用。“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8：18）“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从这个意义上说：“受苦是福”，“吃苦耐劳是美德”。问题在于，人祸苦难毁灭的人比造就的人多得多，副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我丝毫不庆幸自己入围了灾难年代运气好的大约百分之十的成才幸存者，我算个歪打正着的“思想文化受益者”。但良知不允许我不要脸地撒谎为人祸苦难辩护。因为我怜悯那些不幸的多数派同侪，还有那些连同青春才华一起埋葬在穷山恶水的尸骨。如果我感谢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培养我成才，我那十二个静静躺在“红卫兵墓园”的被枪杀的校友，他（她）们的冤魂都饶不过我。如果泉下有知，他（她）们会不会感谢文革提前结束了自己世上的苦难！南非领袖曼德拉坐牢27年，难道他应该对那个种族歧视的政府感激涕零地说：“感谢苦难，如果我不被你们整得那么悲惨，我就当不了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哪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说“一切（包括苦难）都会过去”？未经反省、处理的过去（苦难），决不能放任它过去，否则，过去了还会再来，所以历史一再重演。三年灾害饿殍遍地的苦难，我们能让它轻易过去吗？迄今有谁勇于向几千万死难冤魂道歉？文革制造的空前绝后的苦难能放过吗？面对还没结算的历史问题，绝不能“费厄泼赖”，而当发挥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追究死磕到底。前几年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读了个错别字，网民们为什么咬紧这小事不放？是网民不宽容？因为校长不道歉，事就大了。校长道歉后为何网民仍不依不饶？因为虚假道歉错得更离谱，暴露出中国最高学府缺乏底线意识的严重问题。历史悬念及其心理症结、苦难创痛及其后遗症，只有在深度反思和认真处理之后，那时我们才可以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3：13）

苦难是人生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各派基本认同。大半生都在面对死亡和思考苦难的已故作家史铁生说得好：“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作引诱，只有不断的苦难，那才是真正的信心。上帝赐给人类的世界，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苦难并非信心的结果而是原因，预设福乐，则信心蜕变为谋略、行贿。荣耀、成功也会腐蚀信心，以苦难作为福乐的投资，这不是上帝对约伯的期待。上帝不会有求必应，不因你的善行而优待你。人既不能逃避苦难，也不能放弃盼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史铁生《灵魂的事》，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57-59页） 问题是我们对于苦难的态度千差万别。俄罗斯东正教的“苦难神学”、中国孟子著名的“天降大任”的苦论、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苦修主义”、中世纪天主教会和后来个别新教教会也不鲜见类似说法。当代的受虐狂们更意犹未尽地掀起了“咀嚼苦难”、“品味苦难”、“苦难美学”的死水微澜。在几乎所有回顾多灾多难的当代历史的电视剧中，镀金的苦难都染色为诗情画意：激情的岁月、火红的年代、饿着肚子谈情说爱的灾荒年、令人神往的火爆文革、穷山恶水中知青跟小芳冰清玉洁的爱情……总之，怎么肉麻、怎么恶心，就怎么编造情节。张艺谋拍了部文革背景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片，干净到多年的情侣连手都没有牵过，唯一一次拉手都隔着一根树棍子，张艺谋的变态装处比古代“男女授受不亲”还要地老天荒，如果不是精通厚黑学，导演怎么都下不去这个狠手。审判苦难首先要反思苦难的根源，然后区别对待：反抗、承受、顺服。斯巴达克斯、基督山伯爵顽强地反抗了恶棍制造毁灭性的苦难；西绪弗斯、约伯坚韧地承受了试炼意志力的苦难；朋霍费尔、王志明牧师平静地选择了顺服舍己救人的苦难。耶稣受苦受难钉死十字架，达到了对待苦难的最高境界，他为了救赎人类这个崇高目标而顺从父命。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5：8）千万注意，并非对任何苦难我们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逆来顺受。

审判苦难，是长记性的健身运动，是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特效药品，是开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把钥匙。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靠着终极裁判耶稣基督的恩赐，我们审判苦难。

孤独自我永远在受苦受难。生命充满痛苦，而爱情是麻醉剂。小说家司汤达和诗人帕韦泽都发现爱情是虚构的，“这并不是说爱情有时导致错误，而是爱情本质上就是一个错误。被人们当作是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之情的东西，揭去其伪装的话，其实是孤独自我的又一次舞蹈。……然而，只要人们把世界当作是一个‘自利的丛林’，那这个错误仍是一个必要的错误。一个人的庄严性，是由他躲避或超越困难的惩罚的能力来衡量的，是由他获得宁静和均衡的能力所衡量的。……两千年来，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间，受难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时尚。因而，我们予以高度评价的，不是情爱，而是受难——更确切地说，是受难带来的精神上的价值和好处。”（[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52页）真正的爱感是“从一切自然生命和伦常秩序之外的价值原则出发”，“自然的个体生命在爱感中转变成一种超越的感性在世行动。”（刘小枫《拯救与迫遥》，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145页）借由从神而来的信望爱，人才能忍受短暂的现世苦难，因此，人活着的目的不只是追求现世的幸福与完满，而是超越生命的救赎。

苦难与福乐多对照和转换还表现在小说设置了一道象征伊甸园的诗情画意景观：马吕尤斯与珂赛特谈情说爱之处。“万物在此欣欣向荣，如在家园。”此外，冉阿让当市长治理的蒙特伊市政环境和平宁静、自由平等，像那美丽的新世界（乌托邦）。这些理想化的环境跟冷酷无情的悲惨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2.律法与恩典：

小说涉及三个法律悖论：

①严刑峻法的利弊悖论。应该如何对待轻微犯罪？法律严厉打击的多为底层偶犯初犯——不太会犯罪的人,而那些严重的、有预谋的邪恶惯犯却往往因买通权势而成为漏网之鱼。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律并不平等。更关键的是法律的性质。沙威上任警察局长时对市长冉阿让宣告了他的法律观念：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地位有教养的人和没有地位没有教养的人，法律的宗旨就是保护前一种人。所以，当芳汀反抗花花公子调戏，打了他一个耳光，被沙威警长判半年监禁，而让调戏妇女的流氓逍遥法外，理由是下等人冒犯了上等人。对于严刑峻法的利弊，雨果有一个潜在的法律设想：对动因于贫穷的轻微犯罪，是否可以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出生穷困不是本人的错，但贫穷也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沙威是《悲惨世界》中的最悲惨者，他正直无私、忠于职守、严于自律、知错必改，几乎没有道德上的任何瑕疵（跟恶徒德纳第耶夫妇截然不同），但他无意识地成为魔鬼的帮凶和权势的鹰犬：他心灵泯顽刚硬，死守律法规条排斥天良恩典；只知对错不知爱恨；被黑暗社会规训为一架机器，最后虽被冉阿让感化而悖逆法律靠拢良知，但由于缺乏信仰启示而没能选择悔改新生却自杀谢罪（既违反法律、又违反天良），选择投河也许象征灵魂洗礼。沙威最悲惨的地方在于：旧的信念崩溃了，新的信仰还没建立，灵魂虚空缺爱。   

②良知和律法的悖论。警察的思路与普通人的思路不同。在普通人看来,市长不可能是偷面包的罪犯，而对于训练有素的沙威警长来说,任何人都可能是罪犯。手中有镰刀，看满地头都是韭菜；手中有锤子，看每个人都是钉子；内心有魔鬼，看谁都是怪物；灵魂有上帝，看谁都是罪人。民众心目中有“小偷不可能当市长”的常识（偏见），才导致误判事物真相。作为职业警察,沙威的铁定原则只效忠法律，不效忠于任何人，包括坚持原则而顶撞上司；他只问事实真相而不问原因和动机，他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专业化的人”（如陈景润）。沙威面临两难选择：先有良知再做警察, 还是先做警察而摒弃良知。他最后选择放走逃犯冉阿让而投河自杀，一方面说明他心灵觉醒，良知终于战胜律法；另一方面说明他信念顽梗：既然我已经违法私放逃犯，不能做一个尽职的好警察，活着已经失去意义和价值。

③功过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悖论。功劳和罪过可以抵消吗？如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酌情考虑？难道现在市长做了这么多好事还不能抵消过去偷一个面包？这涉及到一个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权衡问题。这里谈到的“过”属于法律评价, 而“功”则属于道德评价。道德上的善是否可以置换或抵消法律上的恶呢？如果不可以,人们的感情接受不了；如果可以，那应该是多大程度上才算合适呢？毕竟, 在功过可以抵消的度的权衡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律追求确定性，道德追求可能性，两者很难协调，所以才有“法律无情”一说。

3.神本与人本：

应该为神本人道主义和世俗人道主义划一条界限：贯穿雨果所有作品的思想根基属于前者而非后者。神启人道主义与世俗人道主义的显著区别在崇拜顺服的对象上。中国文化崇拜顺服的主要向度在人，欧美文化崇拜顺服的主要向度在神。文化分别为圣就在这一字之差。中国人一生恩怨分明，斗争哲学培养的仇人肯定比恩人多得多。鲁迅临死前还咬紧牙关说，对他的论敌“一个都不放过”。中国人得了荣耀奖赏都众口同声地感恩国家社团和君亲师友，三姑八婆都感恩完了，就没轮到感恩神。信仰向度在神的敬虔者，心中无敌人；定睛上帝的崇拜者，目中无义人。东西方文化追求一个共享主题：人的超越。但在超越的终极目标上，前者趋向上帝，后者趋向天道；在追求超越的动机上，前者寄托来世，后者寄托现世；在实现超越的途径上，前者祈求外在的他救，后者信赖内在的自救；在超越的起点上，前者强调因信称义，后者重视修行成圣。雨果相信，奉行神启人道主义是转变“悲惨世界”为“福乐世界”的唯一道路。

从冉阿让人道主义情怀的根源来看，耶稣基督的化身米里哀主教的救赎是冉阿让能够悔改重生的必要条件；冉阿让积极回应神的呼召，实施社会改革，救赎女儿女婿，感化仇敌沙威警长，是自己灵魂体得救的充足条件。因信称义只是人信神得救的初阶，重生成圣才是最终进入神圣国度的高标。并非冉阿让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他所信靠的那一位实在了不起。冉阿让身上焕发的奇迹其实属于耶稣基督对浪子翻转动工的神迹。小说写道：“比大海更广阔的境界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境界是人的心灵”，还应该加上一句：比人的心灵更广阔的境界是无处不在的神的启示光照。

4.暴力革命与灵魂革命：

社会历史不会自然运动走向美好健全的无级差平等社会，也不会被任何人牵引，唯有上帝的干预才能将犯罪史扭转为救赎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和历史的交接点是永恒与此在集于一身的耶稣基督，交接的具体成就是道成肉身、受难复活、末世审判的史实。这是上帝直接干预历史三部曲的确据。世界史从犯罪史开端，上帝的救赎计划中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解决罪的问题：代赎罪、赦免罪、悔改罪。这是修复神人关系的前提，也是救赎历史的前提。牛顿曾说：“我们只能通过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历史是上帝在时空中自我启示或显明的干预的痕迹，历史是上帝的作坊。神的启示既有历史性也有超史性，启示对于过去有了永恒中的暂时性——历史性角度，启示对于今日和未来显明其本质的永恒性——超历史角度。历史隐蔽运行着神的权柄。上帝以掌控历史时空来挑战其它宗教，挑战假神和假先知，“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赛46：10）这是真神的记号，是上帝在历史中自我启示意义的总原则。神的国超过世上的国，最终所有的国都会成为神国（参见：启11章），不要把最大的帝国、最高的政权或领袖、最强的军队当做历史的中心，那只是副产品，是中心之外的次要人事，而真正的焦点在于神的国度在地上怎么建立，怎么扩展？

社会历史有两种演进方式：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托尔斯泰的非暴力主义代表前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代表后者。前者符合神的旨意和《圣经》原则。

暴力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对手，非暴力主义的目的是同化并改变对手。非暴力的关键是抵抗而非不抵抗，不抵抗不作为等于放纵罪恶（汉娜阿伦特称为“平庸之罪”）。非暴力主义不是人降服于暴力而是人降服于神，人让神动工，从神获取力量源泉，凭借神力击溃对手内在的灵魂意志、不战而胜，而非用武器打击其外部身体的强力行为。联合国1980年代确立“和平发展”四字方针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后，托尔斯泰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但托尔斯泰主义不能误读为不抵抗主义。“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已经成为美利坚的国家箴言。美国独立宣言以《圣经》为法律准绳的主要立国原则是：人生自由与社会公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以暴力抗恶的和平主义者，往往死于邪恶的暴力，这是和平经常需要付出的代价。托尔斯泰主义对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文学：甘地、马丁路德·金、拉宾、布托夫人、曼德拉、昂山素季。

为什么本该在德国发明原子弹的爱因斯坦跑到美国去生产原子弹结束战争呢？这取决于上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33：19）。这不是希特勒等人的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事。这里有上帝操纵历史的总原则。希特勒、斯大林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够精密，权威不够丰盛，军队不够强大，乃是历史的主宰不祝福、不应许，让他们显出自己的败坏，将其从历史舞台挪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巨大负能量被马克思总结出暴力革命理论，影响了1871年、1917年的革命，并被列宁、毛泽东演绎成不断革命论。中外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建立的制度都是本来打算消灭的旧制度，都成为换汤不换药的利益重新分配，而且每一次暴力革命都成为人的罪恶的总爆发。媳妇熬成婆比婆婆更厉害。

雨果的《九三年》写道：“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丧失天性吗?革命就是为了破坏家庭、扼杀人道吗?根本不是。……创造者是权力的起点，权力就蕴藏在创造者的体内，除了创造者，就不存在什么别的权力；因此蜂王的地位是合法的，她创造了她的人民，她既是母亲，就应该是蜂王；因此人类的王权是荒谬的，国王既不是创造者，就不能当统治者；因此应该废除帝制，实行共和。”雨果的诗歌《光明》写道：“我们要等待!上帝知道如何去敲掉，\暴君和虎豹的利牙。”（程增厚编，《雨果文集》（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00页）雨果赞成让上帝领导革命：“打掉王冠，留下人头”。《悲惨世界》借主教之口说：“《传道书》称你为全能，马加比人称你为创造主……《创世纪》称你为上帝，人称你为天父，但是所罗门称你为慈悲，这才是你名称中最美的一个。”冉阿让在为救赎商马第一个人而暂时放弃救赎更多人的心灵纠结中，完成了灵魂深处的革命和圣战，他最终把灵魂革命作为首要急迫任务置于社会革命之上。雨果长期反对死刑制度，他在代表革命处决密探沙威时他这样思考：如果枪毙了沙威，世界上少了一个坏人，我个人也除掉了心腹之患；但如果放他一条生路，感化沙威，可以使世界上多一个好人。“减少黑暗中的人数,增加光明中的人数,这就是目的。”爱比恨能量更强大，非暴力主义比暴力革命效果更良好。天国其实不在某处等你，它就在你心中——彼岸融入了此在。